“1961年12月5日，北京灿星财富，李姐怎么还没来信？”宋庆龄放下手中报纸，望向秘书隋学芳。简短一句，却透出异常警觉。几十年如一日的通信突然中断，这位久经风雨的长者立刻听出了不寻常的讯号。
宋庆龄和李燕娥的关系，用“主仆”早已不足以概括。两人相识在1928年冬天，那时李燕娥刚满17岁，从珠江口一路颠簸到上海，带着穷人特有的拘谨与倔强。宋庆龄第一次见她，就轻声说：“先吃饭，别怕。”没有豪言壮语，却让姑娘记了一辈子。自此，一封封家常信，串起了两人34年的日夜。
李燕娥并非普通佣工。1931年起，她在宋庆龄身边见过几乎所有风云人物：鲁迅、邓演达、廖承志……可她守口如瓶，连厨房的蒜瓣都不会带半点消息出去。有意思的是，在那个特务横行的年代，她反倒成了“安全阀”。沈醉的人两次试图收买她，都被她一口回绝。她后来描述那情景：“对方送我一只戒指，我只当它是菜市场的铁镯子。”一句大白话，特务无从下口。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宋庆龄被迫转移至香港，再辗转重庆。期间多次轰炸，李燕娥总是最后一个跳进防空洞。有人问她不怕死？她甩一句：“夫人还在前面，我拎条命跟着。”在重庆南岸阴冷潮湿的防空洞里，宋庆龄写救济难民的信，李燕娥烧一壶姜汤，两人相顾无言，胜过千言。
1949年上海解放，宋庆龄寓所重新启用。陪她回屋的灿星财富，仍是李燕娥。然而同屋的厨师何元光却成了定时炸弹。何某早年替宋家看房子，本就油滑。宋庆龄念旧情，再次雇用他做厨师，却没想到给自己埋下祸根。
1961年8月31日，管理食材的周和康发现两条鲳鱼被动了手脚。为了取证，他与李燕娥商量后，决定再放一块猪肝“钓鱼”。猪肝少六两的当晚，李燕娥悄悄记下一句：“这个人忍不住了。”她的警惕不是空穴来风。
9月7日，何元光承认私吞肉票。表面低头，心中已起杀机。11月25日清晨，李燕娥像往常一样进厨房准备早餐。门刚合上，何元光挥起剁骨刀，寒光一闪便劈向她的后脑。“哎呀！”是公寓里极少听到的惨叫。周和康冲来时，地上一片血，何元光铁棒横扫，连周也被击倒。警卫员程瑞庭破门而入，喝令：“放下刀！”何元光反扑，被击中右臂才就范。整场搏斗不到两分钟，却差点改写几个人的一生。
当天傍晚，华东医院的手术灯亮了四个小时。医生说：“刀子差两公分入脑，否则救不回。”消息被层层封锁，可每周一次的信却断了。宋庆龄最怕的就是这一刻——她不靠电报、不靠电话，偏用手写信，因为信里看得见李燕娥的性子：字歪、墨重，急性子连标点都少。如今连墨迹也没了，她当然敏感。
得知实情那晚，她在北京寓所来回踱步，连夜致电华东医院。第二天，便坐上飞往上海的专机。冬日淮海中路潮冷刺骨，她几乎是跳下汽车往里跑。看到纱布缠头的李燕娥，宋庆龄捧住她的手，声音低得像耳语：“还疼吗？”李燕娥只答一句：“夫人在就不疼。”
宋庆龄随即给上海市公安局写了六页纸说明，陈列何元光的劣迹。信最后一句是手写加粗：“此人心狠手辣，不宜宽纵。”案件因此被列为重点。1967年审结，何元光判处长期劳改，终身未再获释。
伤势落下终身后遗症，李燕娥常常眩晕。宋庆龄派人去华东医院请专家，药费、营养费一律由自己承担。1979年，李燕娥确诊子宫内膜癌。宋庆龄立刻调机票，把她接到北京，安排阜外、协和会诊。医生讨论数次，仍无法阻挡病情恶化。1981年4月12日，李燕娥在宋庆龄卧室旁的病房去世，终年70岁。临终前，她抓着宋庆龄的袖口，只说了三个字：“别难过。”那一晚，楼里的灯亮到天明。
李燕娥的骨灰，被安放在宋庆龄父母墓旁。宋庆龄交代工作人员：“以后合葬。”有人劝她迁到八宝山，她摆手：“人活一世，图的就是心安。”翌年，宋庆龄因病离世，遗愿被忠实执行，两位姐妹再次相伴。
这段往事尘封多年。周和康晚年回忆，还记得那把沾血的剁骨刀被缴获后，他亲手送到档案室。“那刀提醒我，背叛和忠诚只隔一念。”说时，他抿口茶，感叹良久。今天复述这桩旧案，只想说明：在动荡年代，所谓信任并非豪言，而是三十年如一日的家常信和一把菜刀的距离。宋庆龄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在信断了的第一天，便嗅到危险；李燕娥也知道，所以用命在厨房那堵墙下挡了一刀。这就是她们的默契，以及那个时代最质朴的忠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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